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纵横谈
2011-08-26 17:09:00 来源： 济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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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8月20日，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最终获奖的五部作品，它们分别是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引发文坛及社会广泛关注。
[提要] 8月20日，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最终获奖的五部作品，它们分别是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引发文坛及社会广泛关注。
张炜
刘醒龙
莫言
毕飞宇
刘震云
【编者按】
8月20日，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最终获奖的五部作品，它们分别是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引发文坛及社会广泛关注。五部作品因何而获奖？它们分别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掖平作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之一，全程参与了本届茅奖的评选工作。应本报之约，李掖平教授对这五部获奖作品做了全方位的解析。
气象恢弘意蕴深厚的时代大作
在近日揭晓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山东作家张炜以长达450万字的10卷本小说《你在高原》位居榜首。作为一部气象恢弘、意蕴深厚、文采斐然的时代大作，其思想艺术价值无疑极为丰富多元。在此仅就小说本文理想主义者行走的意义与价值进行简要解读。
正如张炜自己所说，《你在高原》是一部“长长的行走之书”。这里的“行走”不仅仅暗指成书的考察准备和行文书写的艰辛过程，而且还寓指主人公生命和精神的成长历程，以及作家炽热的漫长的不停息的灵魂追寻之路。在将这部大书命名为“你在高原”时，张炜已把“你”和“高原”设置为一个理想化的存在，它们遥远而富有吸引力，令远离“高原”的“我”渴慕不已，生发出无限的向往之情。为建构行走的主题，小说特意设置了一个贯穿始终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兼主人公“我”——— 宁伽，依靠其在大地上的无边游荡所相伴相依的个人反思和生命追忆，勾连起整部小说博大精深的精神脉相。其“行走”的动力源自作者对人类生存命运真诚逼视与诗性观照的大仁大爱、大悲大悯、大德大美之情怀，其行走的姿态不但意味着一种多变的生命轨迹，而且昭示出极为复杂鲜活的生命图景。
第一重意义上的“行走”形态是奔波，它与人物自身的生命轨迹密切相关。宁伽面临着价值失范的现实世界，怀着一颗焦渴的心，在高校、研究所、编辑部、葡萄园、营养学会等地开始人生的奔波。这种奔波其实是现实困境逼迫下的退守之旅，隐含着作家难以割舍的现实观照情怀；第二重意义的“行走”形态是游荡，它与生命个体向往自由的文化脉动密切关联。如果说第一重意义上的“奔走”暗示着生命个体被焦虑所催逼而被动逃奔，体现出一种社会批判或文化反思的立场的话，那么此处的“游荡”，则对应着生命个体与田野自然融为一体的幸福与自由，更是一种远离城市文明的文化坚守，显示出张炜对土地根性的执拗追索。这种看似保守的文化取向实际蕴含着聪睿的生存智慧和个性化的精神操守；第三重意义的“行走”是漂泊，它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在路上”的精神体验。作为一部宏大的史诗建构，《你在高原》其实要完成的是对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精细勾画，是以宁伽、林渠、庄周、吕擎等人为代表的1950年代生人，在世纪之交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之舟被搁浅在人性荒滩的时代氛围下的精神蜕变和人格突围，它所要廓清的是信仰的参天大树在现实荆棘之地寻求“在场”空间的艰难行进路径，以及崇高的人格道义被消费主义的欲望之流所边缘化的不幸境遇。宁伽这种不定于一点的精神位移体现出一代人心灵探寻的踪影，它不仅与广阔复杂的中国现实生活直接对话，而且与丰厚博远的民族精神紧密相连，体现出张炜具有精神深度的内倾性文本表达特征。
从艺术表现层面来看，小说的故事框架宏大而缜密，情节铺展既旁枝逸出纷繁复杂又遥相呼应九曲连环，众多人物形象的性格刻画与心理描写从容有序地交织在叙事本文之中，文笔时而沉郁顿挫时而灵动俏跳，语言融华美与朴拙、大气与精巧、凝重与空灵为一体，敞开了汉语写作走向浩大、深邃、诗性、优美的无限可能性。
向“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致敬
位居本届茅奖第二名的是湖北作家刘醒龙的《天行者》。作者怀揣悲悯关爱的人文之情，将民办教师这样一个被遗忘的特殊群体推到历史前台，展现他们的生存困境以及在磨难中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作者眼中，这些民办教师是国家基层教育重任的承担者，是“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采用“天行者”的书名充分表明了作者对这群乐天苦行、默默担负使命的民间英雄的虔敬之意。
刘醒龙之所以称边地民办教师为“苦行者”，首先是因为这群民办教师承载着呕心沥血、艰难维系山区教育之苦和作为“民办教师”身份带来的物质生活之苦。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作为界岭小学老一代的坚守者，艰苦的生活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伴随着他们度过一年又一年。作品在展现民办教师艰难的生存境遇时，不仅写到了物质上的贫乏，更着重表现了情感上的痛苦和内心的纠结。对于余校长来说，培养出大学生和转为公办教师是他的两大心病。他不满于外界对于界岭“苕”的评价，却无奈于界岭教育落后的现实状况。为了学到省城先进的教学经验，余校长甘心在省实验小学当门卫，放学后偷偷到教室抄笔记，大清早面对空空的教室训练讲课。推动余校长这样做的动力，除了作为老师、作为校长的责任感之外，还有实现界岭高考零的突破的夙愿。
《天行者》没有将苦难流于表面化的叙述，而是着重表现了这些民办教师在困难面前如何站稳脚跟，进行坚韧而沉默的抗争。余校长等人身上有着中国底层民众特有的顽强精神，面对物质困境，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自行解决。没钱买课本，余校长带领学生自己油印；寄宿生的伙食不够，余校长把自家种的红薯拿来填补；校舍的维修费用没有来源，孙四海把自己种的茯苓挖出来卖掉；平时送学生回家的路上，孙四海带领学生顺道采药，用换来的钱贴补学校开支不足……刘醒龙以悲悯之笔，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一份逐渐被淡忘的珍贵历史和一个个远去的模糊背影，也留给我们深深的反思；同时也使他的文字摆脱了主流话语的限制，获得一种认知的深度和丰富。
刘醒龙的叙事一贯追求平实质朴的风格，多用温和中立的客观性语言；情节看似浑然天成，实则主线与副线严格按照生活的逻辑来提炼、剪裁，精心布局；出场人物并不多，但作者成功地让每个人物都成为了典型；人物的个性完全融化在情节和艺术结构之中，作者对其绝不外加一些多余的议论，让形象本身随着情节来说话，这是一种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点染”手法，先勾勒一个粗浅轮廓，然后随情节的推进再断断续续施以颜色和细节，使人物越来越神态毕露越来越生动鲜活，最终达到栩栩如生之境。
灵魂最痛的地方我最虔诚
同是山东籍的作家莫言获得本届茅奖的作品是《蛙》。小说从时代隐秘的黑色瞳孔里抓涉到沉沉黑夜的悠长叹息，以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串联起中国特殊生育制度与民间道德伦理近一个甲子的博弈，讲述了一幕幕生命与生殖互谬相长的荒诞悲剧，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在砥砺灵魂最深最痛的地方完成了之于一个时代的隐喻。
为讲述这个沉重到难以言说的话题，莫言收束起了往昔吊诡奇魅、华彩绚丽、汪洋恣肆的文风，转而以一份平实朴拙、庸琐素朴的虔恪来缅怀中国特殊一代的记忆，选择在一个“信史”千疮百孔的年代里，用“文本的虚构”折射出那样一个时代“部分的真实”——— 金钱轻巧击溃了生育制度的框束，过往的“神圣”已化为笑谈，而以其“圣名”制造的种种精神创痛和曾经的执着坚守也沦落为荒诞而空洞的表演，历史的巨大悖谬背后隐匿的是人性更大的荒诞。或许从这个层面上讲，作者无意去臧否拷辨生育制度的是非功过，而是选择让这一段段忧伤的历史站成一个个精神事件，让其在错位的冲撞间完成一份之于人性未竟的救赎。这种以背负无尽疼痛与沉重的笔触所写下的罪责、忏悔与救赎的苦涩，深蕴着一份处身进退维谷间的民间反省与伦理忧思，也许它无以撼动阻滞这“远未终了的悲剧”，但却给了我们一次回眸历史沉潜过往的契机。海子曾说：“在最远的地方，我最虔诚”，莫言也在灵魂至深至痛的极处完成了一次人性的自审和生命的救赎。
小说在艺术层面承续着莫言一以贯之的探索创新。从作品反映的对象来看，它应属于现实主义题材，但其表现方式却是充分或者说彻底意象化的。且不说以“蛙”命名的作品题目本身就是一个象征能指(蛙是象征胎儿、生育的小说主体意象)，就看书中其他人物也大都具有隐喻意义，如袁腮、王肝、郝大手、肖下唇、陈鼻等村里人都是直接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的(是生育的一种隐喻)，甚至连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情节的铺展推进也处处渗透着隐喻意味，折射出神秘、虚幻的色彩。从结构上来看，这篇小说共分为五部分，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封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信，述说自己的创作情况和感受，小说的第五部分则干脆就是以剧本的形式写成。这种在将书信、元小说叙事和话剧相融相成的形式创新，以一种跨文体的新异表意策略，丰富了文本中叙述者的声音，而书信的隐秘、朴素、自由与戏剧的开放、先锋、规整的对比糅杂，又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参照，内外嵌套双书信体模式，为叙事人争得更大自由空间的当口，写信人和主人公的时空分离与情境互涉，又让文本皴染上了一份略带离间效果的奇巧错愕，有效强化了文本叙述的弹性与张力。可以说，《蛙》不单单在故事题材上填补了当代小说表意的空白，而且在形式上也大大丰富了小说超文本、跨文本言说方式的可能。
温情言说的感人魅力
以《推拿》获得本届茅奖的江苏作家毕飞宇，最令人感动的是通过盲人世界的温情言说所凸显出的温暖的文学力量。作为国内首部以盲人群体为观照叙述中心的长篇小说，作者并没有因题材的独异就肆意涂染，也没有把盲人世界当作可供常人玩味的特殊风景来窥探，更没有以生理健全者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去书写什么虚伪的悲悯，而是将自己实实在在地融入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用温暖平和的心灵行走方式，去触摸读解盲人按摩师——— 这一独异于公众经验和群体意识之外沉默人群的常态人生，细细铺平其内心的褶皱，让那些习惯在黑夜里沉默的生命个体获得一次情感释放的契机。
盲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一种边缘化的存在，其内心是相当敏感脆弱的，所以选用何种立场和态度言说至关重要。本着对盲人真诚而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毕飞宇在处理情节人物时就显得分外细腻谨慎，他没有将盲人悲剧性的生存困境当作可供赚人眼泪的资本，更没有为了获得某种虚伪的情感张力而去恣意袒露盲人的伤痕。他就是这样静静守望他们，倾听着他们的理想、悲伤、尊严、爱、疼痛与希望。在其中，我们读到了老板沙复明经营打理推拿中心的精明狡黠，也看到了其创业奋斗时不为人知的孤独艰辛；感动于金嫣“要以玫瑰的姿态把她所有花瓣绽放出来”的热情果敢；也因王大夫为自私无耻的弟弟划破胸膛时显露的强烈责任感而震撼；既叹惋于都红破碎的美丽，也因小马的决绝离去而悲伤……当然，刺痛我们的还有那个因为天赐的“失明”而选择恣意放纵生命的张一光。毕飞宇就是以这样一种“健康的体温”来测绘感知盲人世界里幽明的黑暗与人性的斑驳，既没有推高其存在的坚忍伟岸，也没有以俯就的怜悯来成就叙述者情怀的高尚。
可以说，《推拿》暖色温情的营构，除了作者内心之于盲人题材书写的敬畏和尊重，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其“第二人称”叙述视角的选择。作者果断摒弃了当下底层书写惯用的那种“自上而下”布施式的悲悯，而是试图回归到一种“无我”状态去触摸盲人情感的细密，既契合了书写对象心理的敏感性，也有了叙述者贯穿始终的“在场感”。这样一来，叙述者便具有了盲人“心灵转述者”兼及“行为事件评断者”的双重身份，文本的情感势能也在跳脱的叙述行进间得到了显著加强。《推拿》除却引言的“定义”和尾声的“夜宴”，中间共分为21个章节，这21章节均用推拿中心主要人物的名字作为章节题目。不同于其他长篇小说的是，毕飞宇选择了短篇小说的结构模式而摒弃了常规的线性结构，让笔下人物一个个登场，并在其间设置串场性关键人物，形成了一种环状立体的独特复调结构。从语言角度来看，小说是以一种卡尔维诺式的轻逸言说姿态去进行深度叙事的，这种叙述语言以“舒张中有矜持，缓慢中见速度”的跳脱缠绕，不仅将故事情节延展性的有意增强化为无形，更使整个文本极具弹性和美感。
小说是语言艺术的个人化阐释
北京作家刘震云本次获奖的作品是《一句顶一万句》。坦白地说，第一遍读这部作品时，我只是不由自主地被其七拐八绕远兜远转的叙述语流所牵引，近于忙乱地接受了那些纷繁复杂的叙事线索和高度密集纠结的底层市井阶层的生活信息(小说中尤其是开篇部分，由一个人扯出了十几号人，几乎每一句话都荡开一个小叙事指向)。再读第二遍时，才渐渐理清了这部小说的主题意蕴，原来作者意图揭示现实生存中“人与人对话”的艰难困苦，建构的是一个形而上哲学命题。
众所周知，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截然独立于他人，孤独是所有人在劫难逃的宿命。但不幸的是，人又往往很难克服向群和从众的心理。于是，人类发明了语言交流，企图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说话来进行相互交流沟通和理解，以求在面对一些问题时能达成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说话一旦成为人与人交流沟通的唯一途径时，寻找互相能“说得上话”的同伴便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人生大事要事。然而人们通常所说的话又往往无法真正实现相互理解的目的(也就是人与人往往说不上话)，所以这人世间几乎所有的说话实际上都是没有用的废话。这是一个永恒的“悖论”。如果真正能够说得上话，那么所说的一句就可以顶一万句；而如果说不上话则说得再多也白搭，说一万句也顶不上一句。小说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结构乃至于性欲爱情，都紧紧扣住这一哲学主题展开描写：前半部写“过去”——— 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后，为了逃离没人可以说话的孤寂而走出延津；小说后半部写的是“现在”——— 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到可以“说上话”的朋友，又走向延津。这一出一走延宕了百年时光，孤独却依然与书中的所有角色(实际也是芸芸众生中每一个人)如影随形。这种对人类本性问题的关注与探究，出发点源自作家心中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对包容和温暖的需求与希望，其人文意义和启示性不言自喻。
从艺术层面来看，小说采用的是一种“连环套”(而且是“大连环里又套着小连环”)的叙事方式，书中所有的市井日常生活情态和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人事纠结及其行为做派和各色心态，都被有机整合在这“连环套”式的结构之中。描写叙述直截了当而简练有力，语势句态如缤纷花雨铺天盖地，语词紧贴生活的内在肌理，言简义丰风格独具。可以说，对小说何以是语言的艺术，刘震云的这部作品给出了自己的个人化阐释和示范，这种力求创新的艺术探索意识难能可贵。
见习编辑郑志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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