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历史：从“周边”发现“中国”

　　葛兆光的新书《宅兹中国》，副题为“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这关乎“中国”的传统或者主流叙述的“常识”。大家习以为常地在各种论述中使用“中国”这一名词，并将它作为文明的基础单位和历史的论述前提，可是这个“中国”是想象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还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

　　日本人与清代得泰船主的对话充满了对满清帝国的敌意和对本国文化的优越感。图为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收藏的得泰船图。葛兆光的左眼，裸视介乎0.1-0.2之间，只能看到轮廓和色彩。视力之所以严重受损，与此次由其主编的这套30册丛书不无关系。

　　《朝鲜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作，历时近3年共同编纂成书，涵盖了古代朝鲜王朝(1392-1910)在明清两代出使中国的官方使节用汉文书写的各种记录，时间跨度500多年，包纳了明清鼎革、近代剧变等重要历史转折时段，是研究15到19世纪中国乃至东亚历史变迁的一手文献。

　　10年前，在清华大学执教的葛兆光耗时7年，完成了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对于1895年之后的思想史写作，葛本来有一个第三卷的计划，当他开始着手准备时，发现1895年之后的中国“已经不能完全封闭起来写了”，因为“从此中国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或者说孤立的中国，它已经被整编到整个世界的大历史里面去了，它的任何变化都跟外面有关系，这就迫使我们要关注外域，关注周边”，而且“你不说明外面，你就说明不了中国”。

　　通过“看一些乱七八糟的意外的东西”，他发现了保存在韩国各个机构的这些文献资料的“特殊价值”，并委托学生在韩国翻拍照片带回国，5万张照片，天天看，眼睛逐渐不支，2008年4月，左眼视网膜脱落，一个月内三次手术，勉强保住，后来只能“只眼看书”了。

　　2010年，文史研究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编撰出版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包括79种共一万多页的文献资料。整理出版中国周边国家所藏汉文文献是“从周边看中国”课题的既定规划，接下来的出版项目还将包括日本、琉球、蒙古、印度等地，甚至还将涉及中亚、欧洲等国家的汉文文献。

　　从“周边看中国”，研究布局颇为庞大繁杂，这还只是葛担纲院长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确立的五个主研方向之一。2007年初，葛兆光辞去14年清华大学的教职，南下筹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选定“从周边看中国”、“批判的中国学”、“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图像资料”等五个研究方向，他的理想是，借助这个平台，“打破文史哲学科界限、打破中国和外国研究的界限”。

　　葛刚刚出版的新书《宅兹中国》，副题为“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也关乎“中国”的传统或者主流叙述的“常识”。就如他在《引言》中所述，在各种冠以“中国”之名的著作中，大家习以为常地在各种论述中使用这一名词，并将它作为文明的基础单位和历史的论述前提，可是这个“中国”是想象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还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如果这个“中国”是指历史上分分合合、疆域不断变化的历代“王朝”，而且传统的、以王朝为经纬的“中国史”能够涵盖蒙元和满清两个帝国的历史，那为什么《元史》还要被反复书写?北宋石介为什么要写《中国论》?如果北宋中央政府控制的疆域代表“中国”，那么夏辽控制的西北、东北地区呢?在宋代，又如何评价与同样是中国人的金元打得不可开交的岳飞和文天祥?他们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内战将领?